重庆空管分局区域管制室辰星班组与进近管制室雁行班组联合开展体育活动

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人大工作会议上强调指出，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社会主义民主。

[113]浙江也与此类似，于1921年制定了地方宪法，但是从来没有真正地得以执行。而且，法国的经验本身就有内在的致命缺陷。

[93]一般认为，其中部分原因是现在没有要与之斗争的旧式国王了，再就是因为自由共和国里参与公益事业优先于公民的私人生活这一古老的观念，已不再对持有更加消极和个人主义观念的自由主义者具有吸引力了。无论是古典共和主义、现代共和主义还是当代共和主义，都特别重视政治秩序的创建和政治制度的建构。之后，虽然袁世凯费尽心机夺取政权，试图复辟帝制，但是最终未能成功，原因也在于帝制社会已无法为全国人民所容忍。[8]参见荆知仁：《中国立宪史》，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版，第17页，第22页，第25页。[34]改良派对此置之度外，出于对暴力革命的恐惧以及对维新改良的执着，大力阐扬英吉利式的革命，即着力进行一种和平的、渐进的社会变革。

《新民丛报》认为，中国民众素质低下，还不具备共和国公民的资格，尚不能实行共和，勉强行之必然亡国，因此最宜实行君主立宪或开明专制。[119]这种强调也是共和主义晚近的主流发展方向。从法国革命的经验来看，西耶士虽然巧妙地将正当性寓于民族或民族意志之中，进而民族是一切合法性的来源，也是正义的源泉，而不隶属于实证法，但是问题在于民族意志的定义变化无常，任何时候只要有谁愿意自己背负专制的重担或其荣耀，都可以很容易地通过民族意志来实现。

这在很大程度上已遵循了一种人治的逻辑，根本无法体现立宪高于并制约权力的共和思想，从而与共和国建设所内在要求的立宪政府、限制专权、遵循法治等原则难以一致。第一，共和在史源上是一种与革命休戚相关的理论。参见郭绍敏：《清末宪政改革与现代国家建设》，《读书》2011年第5期。[71]1901年《国民报》登载的《说国民》一文指出：中国且也欲脱君权、外权之压制，则必先脱数千年来牢不可破之风俗、思想、教化、学术之压制。

后来的元老未必亲历建国，但他们从建国者那里获得了某种派生性的权威，他们代表着立国的先人，捍卫着共和国的原则，维持着政体的稳定。早期革命党人也使用造反或起义、光复等名词，后来孙中山才改用革命，指认‘革命二字出于易经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一语，日人称吾党为革命党，甚佳，吾党以后即称革命党可也。

早在罗马时期，共和制度的对立面就是当时的王政，而在马基雅维利所处的现代国家萌芽时期，则针对新兴国家的绝对君主。 摘要: 面对晚清政府的衰落，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以共和为旗帜成功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的共和国时期，但民初共和国随后便偏离了共和的轨道。参见前引[44]，Ch'ien Tuan-sheng书，第77页以下。如汪荣宝、叶澜编《新尔雅》(1903年)称共和为公和，又曰：立宪政体又别之为民主立宪，君主立宪。

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清末新政等自强式变革均未能使强国梦如愿以偿，曾寄希望于清朝自我图强的知识分子(如孙中山、章太炎等)最终意识到，[10]必须突破清朝帝制框架，发起击碎旧体制的大举动。本文在概念上采行立宪共和，以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共和与立宪主义两者在历史及现代语境中的交融，以及民初启蒙中于此所作的努力。如在1923年，孙中山于《申报》五十周年纪念专刊上发表了《中国革命史》一文，称：从事革命者，于破坏敌人势力之外，不能不兼注意于国民建设能力之养成，此革命方略之所以必要也。See Hans Baron，The Crisis of Early Italian Renaissance：Civic Humanism and Republican Libertyinan Age of Classicism and Tyrann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6.[97]前引[2]，Hannah Arendt书，第146页。

如有论者言：西洋文明之优胜于我国旧有文明，凡留学欧美稍久稍得彼国内容者，皆能言之矣。[94]不过，自20世纪50、60年代以来，共和主义的复兴又成为学术界的一道独特景观。

如阿伦特指出，宪法不过就是一种民族意志的表达，而要受制于多数意志。[87]前引[44]，Chien Tuan-sheng书，第70页。

而对宪政共和主义来说，卢梭式的思考取向很容易造成多数专制的谬误，将宪法建基于国民意志之上也将导致体制的不稳定。在那里，对那些拟定了州宪法，并最终拟定了联邦宪法的人的制宪权力，从来就不存在真正的怀疑，[114]进而维护这些地方性自治实体(区、县、乡)不受损害，维护他们权威源泉的完整性，反而从中吸取了国家层面的权威基础。[62]参见王世杰、钱端升：《比较宪法》，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43页。除了权威之外，现代革命之后的共和国建设还面临挥之不去的正当性问题。进入专题： 立宪共和 辛亥革命 现代革命 共和主义 。[15]虽然其间也出现了类似于在日本发生的国粹与欧化之争，[16]但国粹之士虽反对欧化，也已不是19世纪那般简单地以传统为是，以夷狄视西方，而是不得不顾及社会上见晓识时之士、同声而出的西化趋势，声明国粹无阻于欧化，乃是助欧化而愈彰，非敌欧化以自防。

[112]民初未得以施行的天坛宪草采取的便是联邦自治形式。接着，国民党政府又试图通过责任内阁来控制袁世凯。

其次，革命党以制约袁世凯为目的而改用责任内阁制，废除之前的总统制，在高效率中产生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首先，孙中山对袁世凯的妥协在一定意义上已表露出了共和对专制的退让，将共和与专制由界限分明而变得纠缠模糊，对于人民来说，无疑会带来负面影响。

民初共和确立之后，在总统制与责任内阁制的选择上一时颇具争议。[96]在当代共和这样一种衰而后生的大历史脉络下，有必要进一步审视民初共和图景中的核心问题，主要表现在立宪、政体、代议制、自治及国民素质等五个方面。

另一方面，从共和的角度来说，其对自由的要求并非仅仅表现为一种消极自由，而重点在于积极参与公共事务，让人民能够进入公共领域。彼猖狂而妄行者，睹欧美之富强而不知其所由也，袭其毛皮，武其步趋，以为吾亦欧美矣。[78]同时，立国之初的权威性被表述为来源于神圣的力量，就像杰弗逊在《独立宣言》的初稿中写的那样，是神圣而不可否认的。从革命本身的理路来看，在历史时刻中所展现的全貌是，具备明确的形态，可以摄人心魂，与滥权、残暴以及剥夺自由均界限严明。

[30]参见萧高彦：《共和主义与现代政治》，载许纪霖主编：《共和、社群与公民》第2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6页。公民德行是共和主义的价值之一，不过当代共和理论的新秀维罗里(Maurizio Viroli)特别指出，共和主义的核心范畴是法治，而不是公民德行。

[36]其实就英国光荣革命而言，早在1640年代甚至更早，就已经发生了专制保皇军与国会军的内战以及其他类似的冲突抗争。[16]日本的近代化深受欧化思潮影响，其历史进程发生过二派之争。

相比较而言，政治科学家则至少懂得如何避开历史学家的陷阱。[6]这种批评固有其理，但对于立宪共和的民初启蒙来说，当前在很大程度上缺少的也许正是社会科学理论之精义。

[113]由此可见，脱离了人民的民初省宪自治运动在本质上实非共和所要求的自治。[121]See Frank Michelman，Law's Republic，97 The Yale Law Journal 1526-1528(1988).[122]See Cass Sunstein, The Partial Constitu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3，p.21.[123]See Ackerman, We the People: Foundation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1，pp.10，15.[124]前引[121]，Frank Michelman文。目前自由世界的观念是，政治体(politicalbody)宪法的最高标准不是正义，也非伟大，而是自由。[117]但在辛亥革命之后，立宪派代表梁启超又指出，民主精神原是中国人所固有，到最近二三十年间，受了国外环境和学说的影响，于是多年的潜在本能忽然爆发，且以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予以佐证。

[109]See Donald Earl，The Moral and Political Tradition of Rome，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7，p.35.[110]前引[44]，Ch'ienTuan-sheng书，第72页。[79]可见，虽然经历了中世纪的世俗化，但立国者们仍然努力寻求一种超验来缔造权威并巩固正当性。

从共和主义的发展趋向来看，法治及宪政制度的重要性逐渐被凸现，传统的人民主权乃至宪法文本观都受到了一定的批评或修正。[45]因此，改良立宪派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也在于未能知晓共和与现代革命的内在机理，掩盖了1640年代英国分娩式革命的图景，片面地选取了之后的历史场景作为经验样本。

当革命出现在政治舞台上的时候，事实都表明，之前所依靠的传统都已经失去了根基。可以说，革命这一现代概念与这样的观念无法分开，即历史进程突然重新开始了，而且是一个全新的故事将被讲述，不管之前是丝毫不知还是已略有所闻。